或者应该说，今天写的这个不能简单地说是个案件，而应该说是一段历史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查信息，整理资料。写下来自己也涨了不少知识，十分唏嘘。
Lynda从装满了盐水的浴盆里跨了出来。在其他人的帮助下，擦干了她的身体，然后穿上了一件V字领的紧身衣，紧身衣的肩带对称地跨过她的肩膀，一直垂到她的前胸。
黑色的紧身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身材。这件紧身衣是从法国特殊订制，使用的是防电绝缘的材料。这样在通电的时候，可以轻松又有效地将电流传导过她的全身。
接受注射死刑的女囚犯会穿白色紧身衣，进毒气室的女囚穿棕褐色的紧身衣。而坐电椅的女囚穿的是黑色。
女狱警给她涂上了鲜艳的口红和淡淡地睫毛膏，甚至用自己的睫毛夹帮她卷了卷睫毛。接着把她的头发剃光，然后开始刮她小腿毛，最后狱警们给她光滑的皮肤涂抹上透明的导电凝胶。
她们护送她来到执行等候室，房间的中央是著名的“Yellow Mama”。
为了帮助她稳定情绪，狱方给她注射了温和的麻醉剂，所以她非常安静配合，一直在调整呼吸，放松肢体。
有好几个人站在房间里，看着她坐到Yellow Mama上，她的双腿微微分开，双手紧张地抓住了扶手的两端。
两位女狱警负责她的上半身，另外两位负责她的下半身。她们用皮带先绑住她的手腕和脚踝，然后是小腿和前臂，最后是大腿、上臂和肩膀。
四肢固定好后，一条大带子系在她的腹部，一条小带子系在她的心脏下方，拉到她的胸口上。
她们调整好带子的松紧，让它足够紧得能把她固定在椅子上，同时也足够松，让她能够呼吸，同时保持冷静。
她戴上了一个电极头盔，头盔与头顶之间，塞着一个打湿的海绵，以帮助导电，然后一条皮质下巴带把头盔固定在她的头上。
监狱长走进了行刑室。他大声宣读了死刑执行令，并询问她是否有什么遗言。Lynda浅蓝色的眼眸显出一种冷漠和锐利，她盯着前方，面无表情地只说了一个字：“NO”。
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意外事故，在通电后死刑犯的眼睛口鼻冒出浓烟，还流出鲜血，十分骇人。出于对死刑犯和旁观者的双重保护，狱方决定加上头罩。
在美国的历史上，Lynda Block是一位曾经留下过名号的女人。她是阿拉巴马州历史上，最后一个被执行电刑的死刑犯。
阿拉巴马州宣布将在2002年7月取消电刑，将沿用了70多年的死刑执行方式，变成更“人道”的注射死刑，但是Lynda没赶上趟。
到2024年为止，美国大部分的州都彻底摒除了电椅这种执行方式，只有阿拉巴马州，阿肯萨州，佛罗里达，肯塔基州，路易斯安那州，南卡，和田纳西州，还保留了电椅，作为死刑的一种选择。
现在除非是死刑犯自己强烈要求，基本都不会安排电椅这种死刑方式了。因为电椅相对注射来说，似乎太不“人道”，太残忍。
1948年2月8日，Lynda出生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市，家庭背景非常富裕，
她的祖先是Lyon男爵，曾经在1066年追随征服者威廉（William the Conqueror）入侵英格兰，开创了诺曼统治时代。她的祖父是奥兰多一个特别有名的连锁餐厅老板，还在美国其他州拥有大片地产。
作为家族长女，她爸对她也极其宠爱，父女俩感情特别好。但是在她10岁的时候，爸爸因为风湿性心脏病突然去世，留下妈妈一个人，带着她和年幼的妹妹，她的世界自此变得彻底不一样。
父亲去世首先改变的是她妈Berylene，本来Berylene是富太太，现在没了丈夫之后，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她对女儿们的态度也变得不同。据说她变得很刻薄，经常辱骂体罚。
Lynda本来从小就只跟爸爸亲近，进入青春期后，就更加无法与妈妈建立起亲密的母女关系。她的性格变得孤僻内向和敏感。
但与此同时，她在学校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聪明和天赋。她从13岁开始写诗写小说，在学校里也以文采著称，是同学们都知道的小才女。
但是她的妈妈对此不以为然，Berylene认为“文学”是最没用的东西，不能吃不能穿，不能赚大钱，反而使人软弱。所以她严格禁止女儿在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。
于是Lynda瞒着妈妈偷偷创作，而Berylene会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，定期搜查她的房间，销毁她能找到的一切作品。
Lynda立志要当一名记者，她在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文理学院，但是后来她不喜欢学校开设的课程，任性地决定退学，去追求自己的理想。
Berylene说，Lynda从小就非常固执，而且理想主义，她终其一生的追求，就是寻找“父亲的替代品”。
她卖掉了之前拥有的家产，在当地的理发店找了份工作，靠给富家太太做头发挣生活费。为了省钱，她退掉了公寓，住在自己早年继承的一艘游艇上。
在这个期间，她游历了美国各地，为多家杂志撰写专栏，评论文章或者小说。她的日常就是航海，潜水，在旷野上骑摩托车，打猎，或者打渔，她甚至还赢得过台球比赛的冠军。业余的时候她在图书馆做义工，闲暇时间会去听歌剧，在窗前写诗。
Karl是奥兰多一个老牌证券经纪人，有点儿钱。他是一名退役老兵，身姿挺拔，皮肤黝黑，满头白发，但精神很好，风度翩翩。
而Karl一直有个心事，他的长子早年因为车祸意外去世，所以他一直惦记着想找个年轻女人，给自己再生个儿子。
也许是这种各取所需的心理，两人很快打得火热。Karl的女儿认出了Lynda，因为她俩曾经是高中的同学！谁也没想到年龄大小差距如此之大的两个人，没多久就真的结了婚。
大家本来以为Lynda就是图老头儿的钱，结果一年后，Lynda怀上了老头的孩子，真的生了个儿子，两人的婚姻一直维持了8年。
这个期间，Lynda对自由意志党（Libertarian Party）产生了兴趣，开始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的抗议和集会。
虽然她没有正式工作，但是她担任了当地图书馆协会的主席，人道协会的调查员，还参加教会青年妇女组织，甚至担任了佛罗里达州自由意志党的副主席。
其实这一个地区时间线有点不是很清晰，到底是她先对政治产生兴趣，才与老公分道扬镳，还是先对婚姻不满，才转身去爱国，很难追溯其因果关系。
自由意志党（Libertarian Party）这样的一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和共和党，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党也是一个重要政党，虽然存在感不强，在选举种几乎难见身影，但它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却影响深远。
它基本主张一切自由。比如市场经济自由，反对大政府监管，宣传公民自由，反对个人缴税！主张减少美国对外国的军事介入，但同时强烈支持个人持有和携带的权利。
1993年的时候，发生了著名的“韦科事件”。位于德州韦科（Waco）的大卫教派与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。
这个大卫教派其实本来是个宗教团体，教主名叫David Koresh，他宣称自己是新约中的弥赛亚，带领着他的追随者们在Waco附近一个封闭的社区生活。
当然，高情商的说法是他倡导对圣经和启示录不同的理解和信仰，低情商的说法，就是这其实是个。这位教主用极端的手段，强调末日预言和严格的服从。最终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（ATF）怀疑他们在大院里非法藏了武器和爆炸物，在1993年2月28日对他们发动了突袭。
在失败后，FBI接管了这个案子，他们包围了大院和信徒们，展开了长达51天的围攻和谈判。
于是4月19日，FBI决定用强制性手段逼迫这些教徒们投降，开始往里投掷催泪瓦斯。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大院失火，最终造成了76人死亡。这中间还包括了那位教主，还有许多妇女儿童。
FBI的这个处理可以说最后是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收场，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弹。
1995年4月19日Timothy McVeigh 谋划了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，他和同伙用一辆载有炸药的卡车在联邦大楼前引爆，导致168人死亡，超过600人受伤。这次爆炸是美国本土历史上最致命的之一。
其实韦科事件跟自由意志党没什么关系，那根本是一个宗（邪）教组织被消灭的行动。但因为整个事件是一个社会团体对抗政府部门，而作为“弱势”的民间组织居然被政府以如此霸道凶蛮的方式“”，这就引起了自由意志党的同仇敌忾之心。
在韦科事件发生后，许多自由意志党的成员自发采取行动表示声援，Lynda也是其中之一，在其中的一次集会活动中，她认识了George Sibley。
与出身富家的Lynda不同，George从小就是个穷光蛋。他是个特别典型的中部红脖白男。
美国作家华盛顿·欧文（Washington Irving）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，虽然只是个短篇，但后来被改编成各种电视动画电影等等，小说名叫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（沉睡谷传奇）。Johnny Depp就曾经在其中一个改编的电影版本中扮演这一个角色。
这个小说是美国早期哥特式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，对美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，欧文最初创作的这个角色代表了一个迷信、胆小和梦想过度的形象，是理性的反面。
George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乡下，1976年的时候搬到了佛罗里达奥兰多。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修车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设计和改装汽车与发动机，参加街头赛车。
应该说他是美国中部白人的一种典型代表，喜欢射击，喜欢车，动手能力强，还是个基督徒，严格遵守基督教教义和圣经文字解释，也就是说，他相信圣经中的每个字都是真理，一定不可以有任何偏离或者进一步的解读。观点鲜明又固执。
关于他的教育程度，各种报道有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说他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有人说他喜欢阅读。
我猜想他没有真正获得过正式的大学学历，但应该读过一些书，所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。但这种偏执教育对人的影响有时反而更为深远。
“主权公民”（Sovereign citizen）”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的意识形态。他们都以为自己不受联邦、州或地方政府的法律约束，坚决觉得自身是完全自由独立的，美国政府无权征收他们的税，也无权对他们有法律束缚。
这个信仰对George和Lynda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发泄出口。
这种“主权公民”就觉得自身所有的现实问题，比如穷困，职场失败等等这些个人困境，全都是邪恶的大政府造成的，是腐朽的大政府制定的可耻的秩序，对他们迫害造成的。
看George和Lynda这两个人是很令人感到神奇的，他们俩出身背景完全不同，一个富小姐，一个穷红脖，一个是文学女中年，一个是农民大老粗，他们怎么会搞到一起呢？
按照Lynda自己的说法，她在婚姻失败之后，决心投身出版事业。她策划了一个激进的杂志，杂志主题就是揭穿美国政府背后的阴谋，抨击建制派，最实用的，就是告诉读者们该如何逃税。
这个时候George慧眼识到她的才华，决定拿出自己继承的遗产，一口气投入了2万美元，帮助她出版这份杂志。
那个年代的2万美元到如今已经翻了倍，价值4万2，虽然听起来好像不算巨款，但对一个中部农民来说，这就相当于一年的收入了。
Lynda是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女文青，她的追求可能就是非常形而上的理想，历史上从来不缺这种大义凛然满腔热血的革命女青年。
关于George的个人报道不多，唯一提到的就是他这人很红脖，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没有一般男文青那么复杂的弯弯绕，而只有简单粗暴的干就一个字。
虽然在许多报道中都说，George是Lynda的丈夫，但其实两人并没有真正办理结婚手续。主要原因有两个，第一Lynda一直没有跟前夫正式离婚，第二当然就是他们不承认政府主张的结婚程序。
听起来他们特别超凡脱俗不遵从世俗凡规吧？但其实这种人的重点并不是反世俗，而是凡事都最好遵从自己的利益。
Karl与Lynda决定离婚的时候，因为自己年岁已高，两人当时分手分得比较和平。他把孩子的抚养权留给了准前妻，而且大方地把房子和财产也都留给了他们母子。
但是一把年纪的Karl因为没有了房子，只好临时租了个小公寓。他后来意识到，把房子送给准前妻的结果，是自己变得一无所有，反而便宜了准前妻和她的新老公。于是他就到法院申请，要求改变之前提出的离婚条款，要回房子。
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完，也就是说房子其实还没有真正地转给Lynda。她发现到手的房子居然要飞了，勃然大怒。
于是1992年8月的一个晚上，Lynda带着新老公闯进了准前夫居住的公寓。
他俩逼着老头收回修改离婚条款的申请，把他用胶带捆在椅子上，开始折磨殴打他。但老头是个硬骨头，就是不同意。
最后Lynda气急败坏地用刀捅进了Karl的胸膛，然后两人逃离了现场。而倒霉老头胸口流着血，双手被捆着，嘴巴还被胶带封住无法呼救，直到他拼命翻倒在地，摔出巨大声响，才被楼下的邻居解救。
非常逗的是，这段经历在Lynda的描述中完全不是这样，她写了封公开信，声泪俱下地说，那天晚上她是去找Karl讲理的（reason with him)，但是因为知道（本来主动同意把房子财产和孩子都拱手送给她的）Karl脾气不好很暴力，她出于害怕才带上了新老公。
然后到了之后，是（80多岁奔90了的）Karl先跳起来袭击了她，然后她出于自卫掏出了一把很小的刀子，然后Karl不小心自己撞到了刀子上，划伤了一个很小的口子。他们主动提出要送他去医院，被他倔强地拒绝了...
在读这封公开信时，我有两个感触，首先我发现这个世界在这批人眼里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同一件事情在他们的眼里，可能真的完全不一样。第二，不要得罪女文青，你不知道她们能把你写成什么样。
Lynda非常委屈，她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被逮捕之后关押的经历，讲述拘留所的条件多么不好，土豆泥太稀，蔬菜水淋淋地，以至于她只能靠喝牛奶度日。
5天后他们俩被保释，“天真地”以为自己的清白终将被证明，没想到，啊，政治是如此的肮脏，因为他们之前的“正义”与“正直”，“刚正不阿”，“锐利机智”，现在被他们反对的黑手终于找到了机会来迫害他们，而他们被自己的律师出卖了！
法官给他们的条件是，要么选择“Nolo contendre”，要么就上庭。
“Nolo contendre”其实就是No contest，意思是被告既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否认有罪，甘愿接受法庭的处罚。
这种方式其实是事实上认罪，法官也会按法规处罚，但是呢，因为被告没有认罪，将来如果有民事诉讼的话，这段经历不能被当作承认责任的证据使用。
所以即使他们接受了No contest，将来Karl如果要告他们，也不能据此来胜诉。
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上庭，但这样的话，也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法官手里，万一法官认为他们有罪，决定他们罪名成立的话，那他们一边依然要接受处罚，同时还要背着罪名。
本来一开始他俩的罪名是“暴力殴打”和“使用武器袭击”这样的重罪。后来Karl因为不想继续纠缠，就撤回了控诉。
但是检控官决定把案子转为“家暴”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变成了公诉案，即使被害人撤诉，检控官还是有权继续追诉。其实这也算是有一定道理，毕竟他们伤了人，也不能随便不了了之呀。
所以最后他们俩不得不同意“No contest”，按照美国的程序，在听证会出庭之后，法官会指定一个日期再开庭，宣布最后的刑罚。
按照咱们前面的解释，他们应该出庭后接受处罚对吧。但这个时候他们又不干了。
他们之前对大政府的各种厌恶和反对，现在变成了自己生活中具体的遭遇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干劲儿。
他们拿出了“主权公民”的那一套说法，开始在庭外利用舆论批判法官。Again，不要得罪女文青。
特别特别逗的是，在Lynda自己对外的描述中，她说他们是在为正义呐喊，指出这个法律系统有多么腐败黑暗，所以她号召大家去攻击那个法官。
她说在听证会上，那个法官James Hauser用“抬起手指的特殊手势”，秘密示意法庭记录员省略掉一些陈述。这就是审判不公的证据之一。
然后她还认为之所以法庭和检控官要对她提起诉讼，是为了报复她之前在杂志上写的檄文。她尖锐的文章和观点，戳破了当地的腐败黑幕。
最后，在1993年9月7日开庭宣判的时候，他俩双双都没有出庭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他们给法官发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传真，正式通知法官他们不会出庭。
因为那个法官是个外星人，所以对他们没有司法权。为了抗议这一点，他们决定不出庭。
在传真里中他们说，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立场，要坚守在家中，等待与警方“不可避免”的冲突，他们宁肯以不屈的身躯，作为自由的美国人在斗争中死去，也永远不会“像奴隶一样活着”。
Lynda在回忆录中写道，正式开庭的三天前，他们收到了一个内线冒死送来的消息，说法官为了报复他们，已经决定要把他们送进监狱。
“我在电脑上看到了你们俩的逮捕令，他们知道你们家里有枪，所以准备派SWAT来进攻你们。”
“是的，” 内线的语气变得无比哀伤，“Lynda，你和George太勇敢，太猛了。你们捅破了很多重要的人的伪装，你知道他们有多恨你们吗？他们想好了，一定会借这次机会把你俩除掉的。他们会说是你们先开的枪，然后杀死你们就合理合法了。”
最后，内线急切地劝她，“快跑吧！我这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才能告诉你，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你们被小人害了。快离开佛罗里达吧！”
但是最讽刺的是，收到传真被骂做“外星人”的法官，一脸懵逼，他当时宣布因为Lynda和George没有前科，所以只给判了6年的缓刑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Lynda和George带着11岁的儿子一路逃亡，在他们的想象中，自己就像叛逆情侣邦尼和克莱德一样帅气。
他们在逃亡的时候带上了武器，包括两把半自动步枪，三把手枪和一把M-14步枪。
这个标语很难翻译，解释过来的意思，应该是支持妇女拥枪，暗示只要有枪，女性就可以避免被侵犯。
按照美国法律，一般来说这种随身带枪是需要申请特殊执照的。但照Lynda和她老公的德行，他们肯定不会申请执照，因为随身携枪是他们天生的权力。
按照Lynda的说法，他们先跑到了乔治亚州，在朋友家躲了几天。但是为了不拖累朋友，他们商量着还是去阿拉巴马州，那个地方人来人往，比较适合他们临时落脚，躲开佛州警察的追捕。
其实直到这里，他们也只是因为轻罪逃跑的普通逃犯而已，与电椅其实还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但是命运很快转了个弯。
在路过一家沃尔玛的时候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先进超市买了些东西，然后Lynda看到墙角有个公用电话，她走过去准备给朋友打个电话。
这时旁边开过来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开车的是个女人。她显然也是要去沃尔玛，在路过George他们的时候，她的车明显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转身开走了。
阿拉巴马州的奥佩利卡市位于亚特兰大和蒙哥马利市之间的85号公路旁，是个传统的南部小镇，人口不多，以至于镇里唯一的一家沃尔玛超市，就成了小镇的中心。
39岁的Roger Motley刚刚跟老婆一起吃过午饭，去沃尔玛买东西。
他从19岁开始就加入警局，从巡警开始做起，一直做到了警探，不久前他被调去当地的监狱做行政，这天他正好出来到沃尔玛给监狱购买物品。
正因为Roger不是警局的警探而是监狱的行政，所以虽然他穿着警察的制服，携带了配枪，但是他开的警车没有安装顶上的那个启动起来会闪红蓝光的灯架，这也是镇里唯一一辆没有装灯架的警车。
同时，因为镇里资金紧张，他把自己的防弹背心让给了警局新来的巡警，他也是镇里唯一一个没有配备防弹背心的警察。
而作为小镇警察，Roger从警20年，除了平时练习，从来没有过正式开枪的机会。
这天他买完东西正准备回监狱，办完事就可以下班了。他还在沃尔玛给老婆顺便买了把花，
在他从沃尔玛走出来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女人犹犹豫豫地靠近，跟他说，刚才自己在那边的停车场看到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里面有个孩子，好像需要帮助的样子。那个车上有个大人，但是看起来，他们好像是住在车里。
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是，虽然美国好像流浪汉很多，但在许多州，有着复杂的规定，不允许住在车上，也不允许随意停车过夜，那种大的RV，也需要停在指定的营地才可以。
更关键的是，车上的孩子看起来是学龄，这个时间点却坐在一辆装着枕头被子行李的车里，所以热心的市民就跑去找警察求助了。
他注意到这辆车的车牌非常奇怪，上面写着UCC1-207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法车牌。
UCC的意思是Uniform Commercial Code（统一商法典），这个“统一商法典”其实并不是法律，而是一种跨州的商业交易规则。1-207是其中的一个章节，信仰“主权公民”的人喜欢引用这个章节作为他们可以免受联邦法律约束的证据。
Lynda还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，George注意到一辆警车停在了自己的车后。他知道自己还背着佛罗里达的案子，担心会有意外，于是他打开车门下了车。
Roger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逃犯，但是看到George下车还是吃了一惊。他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，做出了守势。同时他问George索要驾照。
这都是美国警察拦下违章车辆之后的标准操作，但没想到的是，George回复说，他没有驾照，他不需要驾照，他与政府“没有协约（no contracts with the state）”。
要说拦下的司机没有驾照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（我前不久有次被拦下，就意识到忘记带驾照了）。但司机说“我不需要驾照”，这对Roger来说是第一次，他完全没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
George向他解释自己是“主权公民”，而“主权公民”不需要遵守他们不认同的政府制定的法规，等等。一边说，George一边转身想打开车门。
毕竟这里是沃尔玛外的停车场，始终有其他的车或者行人经过，大家都开始往这边看。Roger对George的反应感到非常困惑，又很紧张，于是他又追问了一句，“你有什么意见吗？（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?)”
George点头说，是的，我有意见。然后他开始继续向Roger宣讲他作为“主权公民”的权利。
这时他注意到Roger的一只手放在身侧的手枪枪托上，这其实也是警察的标准操作，但是George立刻飞快地从自己的裤子里掏出了一把俄制的托卡列夫手枪，瞄准了面前的警察。
“Oh shit!” Roger脱口而出，翻身闪过躲到了自己的警车后面。
而George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，对着他的后背连开两枪。其中一枪击中了Roger的左臂，但他及时躲在警车后，掏出了自己的警枪，对着George连开三枪还击。
这次轮到George的左臂中枪了，但是他毫不含糊地对着警察又连开了六枪，把Roger压制在警车的后面。
这时原本围观或者路过的群众们才意识到这个热闹有危险，他们尖叫着四散开来，躲避两人的枪战。
本来还在打电话的Lynda听见枪声和人群的惊叫，转过头看往这边的停车场，看到了两人的交火。
当时他们的方位是Roger位于George和Lynda之间，他躲在警车后面面对George，但正好是背对着Lynda。
Lynda扔下手里的电话，毫不犹豫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了那把9mm的Glock，对准Roger开枪了两枪，正好击中了他的后背。
Roger惊讶地回转身，面对着她，她维持着半蹲的射击姿势，对着他开了第三枪，正中他的胸部。
Lynda看到他伸手去够什么东西，以为他是要去抓车里的霰弹枪，立刻起身，一鼓作气对准警车后窗又连开四枪，其中有几枪又击中了Roger。
Roger发动了警车，歪歪扭扭地开动了几米后，撞到了旁边一辆停着的车，停了下来。
他再没有力气把握方向盘，只能拿起警用无线电发送了一条消息，“奥佩利卡，00， 00.” 然后他瘫倒在驾驶座上。
Lynda和George迅速集合，钻进他们的车里，填充了弹药后，飞速驶出了停车场。
“00” 的意思是警察遇到麻烦，需要立刻支援。所有接到信息的警车立刻都赶往沃尔玛的枪战现场。
Roger身中5枪，胸口那一枪是致命伤。在被送往医院急救后，医生很快就宣布回天乏术，他留下了一个老母亲，他买了鲜花的老婆，还有4个年幼的孩子。
Lynda和George对当地的路不是很熟，最终被警车在高速上包围，走投无路。
他俩倒是有足够的弹药，虽然打不过警方，但肯定能造成一定伤亡。两人本来是大义凛然决心赴死，但车上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个11岁的孩子。
他们决定先安置好孩子，Lynda含泪吻别了儿子，主动放他下了车，警察立刻冲上来接走了孩子，然后与他们两人继续对峙。
这一次警方真的派来了SWAT，并且警告他们，如果5分钟之内不投降的话，他们将投掷催泪弹，但是Lynda和George一直躲在车里，大声拒绝，表示宁死不屈。
可是在经过几次讨论之后，Lynda决定还是保留革命的火种，继续战斗。于是在对峙了4个多小时后，他们俩举起双手，走出了车。
估计本来她是带着神圣悲悯的心情，想告诉警方，你们多么幸运，如果不是我识大体，你们就又要像韦科惨案时FBI一样，面临极大社会压力，你们就完了。
没想到谈判人员非常茫然地反问：“韦科是什么？（Whats Waco?）”
在逮捕了两人后，警方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大量武器。除了这对夫妇在枪战中使用的随身武器外，警方还发现了一支 .22 口径手枪、一支 .25 口径伯莱塔手枪、一支 Star 9 毫米手枪、一支中国制造的 SKS 突击步枪、一支带瞄准镜的 M14 步枪、几把军刀和 1000 多发子弹。车内还藏有大量种族主义和的宣传资料。
她在一封写给粉丝和朋友的公开信中提到，Roger这个人其实很坏，他经常打老婆，还曾经多次被市民投诉，是个坏警察。
那天他之所以会介入这件事，是因为他实在没办法，他本来是狱警，并不想管闲事，但又无法拒绝那个管闲事的女人，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，本来心理就带着怨气。
然后他面对“彬彬有礼”试图跟他讲理的自由公民George时，拿出了一副“我是警察你必须听我的”架势，还压根不听解释，上来就要粗暴地逮捕George。
但是George知道是自由的主权公民呀，所以不愿意配合，被挑战了权威的Roger恼羞成怒，就准备开枪打他，这样他才不得已持枪回击。
至于自己，她说她当时看到爱人受了伤，关心情切，就也掏出了枪。她在瞄准Roger开枪的时候，心里一直在祈祷，“别对我开枪，别开枪！” 结果对方还是对她举起了枪口，所以她不得不自卫还击。
事实上她是在Roger背对她的时候就直接先开了两枪，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被迫还击的情况。
这...得亏镇子不大，这个沃尔玛是市中心，所以当时有不少看热闹的路人，他们帮着还原了最初的经过。不然还真以为是她说的这么回事呢。
总之，Lynda说，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阴谋，而作为阴谋的一部分，法庭不允许她揭露真相，不许她说Roger是针对她的坏警察。
但后来Roger自己的同事出来说，他其实线年警察，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小心磕碰过一次警车。他老婆也说他其实是个好人，在他死后，她还收到过一封信，写信的人是曾经在Roger掌管的监狱服刑的一个犯人，信里说Roger对他们这些犯人一直心怀善意，得知他去世，大家都挺难过的。
在被送往急救室处理伤口后，医生鉴定George所受的只是轻伤，他们俩被关押在李县监狱（Lee County jail），不得保释。
李县监狱很小，男监最多能容纳100人，女监只能关25人。Lynda和George被分头隔离单独关押。
被收监后，狱警按照常规要搜身，让他们换下日常穿的衣服，换上囚服。囚室只有最简单的床，肥皂和手纸，屋里温度保持在20多度，他们冷得直哆嗦，Lynda描述自己不得不被搜身，不得不当着狱警的面脱衣服，简直悲愤欲绝，觉得自己被虐待了。
Lynda在回忆录中说，法院和检控官非常坏，他们发现她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且对法律法规十分熟悉，为了阻止她获得公正的审判，非要塞给她法庭指派的律师，而不允许她为自己辩护。
在她终于接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之后，法庭和监狱才对她略微宽松，给她送来了纸笔，她才终于有了抗争的武器。
然后她收到不少粉丝寄来的邮件，她开始对外抱怨生活条件太差，狱方因为压力太大，才对他们有所改观。
在他们第一次出庭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枪杀了警察，所以算是重罪犯，被带上了手镣和脚镣。本来镣铐应该是隔着衣服戴，但估计狱警恨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同事，就直接把镣铐贴着他们的皮肤上。
他们俩对指控都不肯认罪，虽然承认自己枪击了警察，但他们坚持觉得自身是正当防卫，是出于保护自己不要被“非法逮捕（unlawful arrest）” 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，所以他们是无辜的。
他俩非常生气，他们认为自己对宪法和法律的了解比那几个狗屁律师要熟悉多了，那些人所知道的只是书本上和法学院学到的东西，对普通法中的自卫权、第十四修正案公民权的意义、抵抗非法逮捕的权利一无所知。
1994年5月对George的审判首先开庭，陪审团没有接受他“正当防卫”的说法，宣布他罪名成立。在量刑的时候，George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判坐电椅，他最后挣扎着辩解说，是Lynda开枪杀死了Roger，所以他不应该被判死刑。
接下来是她自己的审判。在正式开庭之前，她就跟自己的律师团队吵了个不可开交。
Roger的尸检报告上说，其实无法判断到底是他们俩中的谁枪杀了他，他身中数枪，在那个时候却没有足够的技术来决定谁射出的子弹是致命的那颗。只能从当时场景来推测，应该是Lynda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两人来说最有利的做法，的确是把杀人的罪责推到对方的身上。
作为律师来说，当然只关心自己的委托人。所以Lynda的律师一直在试图说服她指认George，以此来换取对自己的轻判。这也是George的做法。
所以她拒绝了律师龌龊的辩护角度，而把自己的重点放在了宪法上，她坚持要用宪法与“主权公民”的概念来为自己辩护。
可是最后她委屈地意识到，她的律师压根不认可“主权公民”这个理念，而法庭也不允许她无端指控Roger是个坏警察。于是她愤而解雇了所有法庭给指派的律师，毅然决定亲自为自己辩护。
媒体报道说，“傲慢的，道貌岸然的Lynda抱着对自己主权公民的信仰的幻想，解雇了她所有的律师。”
我的律师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他惊怒地质问我，“你这个傲慢的傻瓜（You arrogant fool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弃你自己的生命？你是有什么遗愿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吗？” 而我，冷静地微笑着回答他：“因为你不想费力证明，我是无辜的，你只是想给我换取一个轻一点的刑罚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要么是无罪释放我，要么随他们便，我不会妥协的！”
他听了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，而另一个律师同情地摇了摇头。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你这是在铸下大错，你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！” 我点点头，“我知道，但这是我的生命，不是吗？”
她说，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后，从未被正式重新接纳为美国领土。因此阿拉巴马州的这家法院，无权审判她！
被她解雇的律师坐立难安，他甚至联系上监狱长，请求一个与她单独面谈的机会。
监狱长带着律师来到她的牢房，对她说：“Lynda，他们会让你上电椅的，你跟这个律师谈谈吧，他只是想帮助你。”
但是她完全置之不理。律师后来不得不遗憾地离开，告诉监狱长，“她对我的帮助毫无兴趣。因为在她看来，阿拉巴马州压根不存在，这个法律系统彻底地腐朽了，联邦政府也是阴谋的产物，而她是唯一几个能看清楚这一点的人。”
但是陪审员们显然不这么认为。最后她的罪名成立，也获得了死刑，她成为阿拉巴马历史上第三个女死刑犯。
Lynda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法庭，她决定要跟George一起提出上诉：如果阿拉巴马人民决定，她无权保卫自己的丈夫，那她一定会证明他们是错的！
电椅处决是极其残忍的，他们会剃光你的头发，以便将电极连接到的皮肤上。他们将棉花塞进你的直肠，并给你穿上成人尿布，因为通过你身体的电荷会导致你的膀胱和肠道排空。他们给你的脸戴上兜帽，因为 20,000 伏的震动会导致你的脸扭曲、眼球爆炸。
但是我们将战斗到底，如果我们仍然失败并被处决，我们将回到我们的造物主身边。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为了坚持原则而战，面对那些剥夺我们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力的人，我们选择了不屈服，我们选择了宁肯失败也要战斗。
在上诉的期间，Lynda被送到了Julia Tutwiler女子监狱，与男性死刑犯不同的是，她享有一些其他人没有的待遇。
比如她的牢房还有一个阳台，她可以在阳台上坐在藤椅上喝茶看报，她还可以种一个自己的小花园。狱方允许她读书，与George和儿子，还有粉丝写信。
“我不后悔，因为我拯救了我丈夫的生命。他是个坏警察，他侵犯了我们的公民权。即使因为要救我的丈夫，就必须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，我也毫不后悔，因为我做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。”
因为他们认为整个美国政府和法律系统，通通腐败透顶了。所以他们要求国会不仅无罪释放他们，还一股脑地把逮捕他们的警察，关押他们的监狱长，狱警，审判他们的各级法官，庭警，书记员，报道审判的记者，还有帮他们辩护的律师，等等，相关人众，全部都告了。
不光告了，他们还提出了总计超过40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。当年的4000万美元，换算到现在应该有8000万了。
他们还点名要求重惩阿拉巴马州律师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，因为协会的成员起草的程序规则帮助了法庭篡改和掩盖了重要证据。
最后，在多番上诉与驳回之后，Lynda厌倦了与法律和政府继续纠缠，决定放弃最后的上诉，法院最终决定，将在2002年5月10日午夜执行电刑。
但是阿拉巴马州的立法者发现，他们没有可以用来执行的工具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需要一把电椅。
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地狱的决定：让一个懂木工活的犯人来做一把。这个犯人名叫Edward Mason，他是个英国人，因为入室盗窃这样的小罪被判刑。
当他入狱的时候，监狱官看到他的背景中提到他曾经是个木匠，喜出望外，就把这个开创性的任务交给了他。
Mason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，狱方跟他谈好了条件，他什么时候造好一把电椅，他就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假释。
“所以我每挥动一下锯子，就意味着我距离自由近了一步，也同时意味着有人距离死亡也近了一步。不过，我对我的手艺很自信，我也对我的活儿很自豪。”
非常讽刺的是，虽然他打造好了这把电椅，狱方却没有信守他们的承诺，他依然坐满了自己的刑期。
在刚打造好的这把椅子上，当时还是光秃秃的原木色。为了避免腐烂，Mason找公路维修部门要来了一些油漆。就是平时在马路上刷的那种明黄的漆。
从宗教的角度来说，死亡也算是一种回归或者重生，所以囚犯们给这个电椅起了个名字，叫Yellow Mama，黄色的妈妈。
在被投入使用后，75岁的Yellow Mama送走了176个死刑犯，其中包括3名女囚犯，Lynda就是其中最后一个。
上一个被Yellow Mama送走的女囚犯Rhonda Martin是在1957年的时候，听起来也是挺惨烈，结果一看她的罪行，是下毒毒死了6名家人。
接着再一查，发现有人给她喊冤，说她其实是有精神分裂，咱们不是说好了精神病人犯罪不算犯罪算犯病吗？结果还给她执行了死刑，仿佛有些不公。
然后再一查，发现她其实是在17年间，连自己的亲妈，加上自己的7个孩子和第五任老公（同时也是她第四任老公带来的继子）无差别下毒，只是老公和其中一个孩子勉强幸存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在死前，Rhonda Martin表示希望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，希望通过解剖能发现自己不断杀人的原因。
在行刑前的晚上，一般来说死刑犯可以点一顿最后的晚餐，监狱一定会尽量满足这个愿望。但是Lynda拒绝了吃这最后一顿，她说自己正在进行“精神禁食”，只喝了点水和牛奶。
在行刑室里，监狱长最后一次问Lynda，是否有最后的遗言，她简单地回复说，“No.” 然后监狱长离开了房间。
监狱的牧师开始带领她和大家祈祷：“现在Lynda将获得永恒的平静，希望这将平息她的愤怒，带走她内心的邪恶，主啊，我们现在请求您与琳达一起踏上她的旅程。我们请求您将她的灵魂抱在怀里。阿门。”
在午夜12点时整，执刑人打开了开关，2500伏的电流通过她的身体。她的身体瞬间僵硬地绷直，从椅子上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。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椅子的扶手，呼吸变得轻不可闻。
电流在持续20秒之后停下。如此强烈的电流将在瞬间摧毁她的大脑，让她立刻失去知觉，接着执刑人打开了另一个开关，另外一道250伏的电流从她的身体穿过，这次将持续100秒。
她的头顶，胸口和小腿悠悠地冒出一股股白色的蒸汽，生命被电流挤出了她绷得紧紧的肉体。
经过这整整两分钟，执刑人关闭了电流开关。Lynda瞬间放松下来，软倒在椅子上。她的肩膀低垂，脚和腿放松地套在腿带上，双手张开，一动不动。她的身体被死亡包裹着，有着一种绝对的平静。
大家都安静地看着蒸汽从她的身体里慢慢升腾，直到三分钟结束后，护士走到她的身边，温柔地解开她胸口的带子，将听诊器放进她浴袍内前胸内侧。
监狱摄影师要为她拍摄最后一张照片，然后几个护士联手，解开了捆在她身上的束缚带。
失去了生气的肌肉已经无法支撑她的躯体，她顺着椅子被重力拖向地面。几个人合力将她抬上刚被推进来的活动床。
按照监狱最后的程序，她会被推到观察室，让受害者的家属看一眼。然后再让她的家属来做最后道别。
2002年7月1日，也就是Lynda被执刑的一个半月之后，阿拉巴马州正式通过法律，所有的死刑将改为注射执刑。
Yellow Mama被挪走，收藏在监狱的阁楼里，直到今天。如果有死刑犯强烈要求的话，依然可以再次请Yellow Mama出山。
与Lynda不同，George没有放弃上诉，而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申议，强调是Lynda开枪打死了Roger，要求州首席法官Roy Moore对他宽大处理。
Moore法官本人信仰，这一点与George的信仰一致。所以他向法官提出，既然咱们信的是同一种基督教，那你应该能理解我的行为“符合上帝的律法”。
然后George宣布自己放弃美国国籍，借此说美国法庭对他的审判无效，更加无权判处他死刑。
George最初的执刑日期是2002年11月7日，但是因为他和律师的不断上诉，终于得以推迟，一直拖到2005年时，他已经几乎失去了免死的可能。
2005年8月4日下午6点，他被推入白色的六面行刑室，那里有一张黑白相间的轮床等着他。
行刑室有几面透明的玻璃通向外面的观察室，几间观察室彼此隔开，站着记者，监狱的官员，还有Roger的家人。
George的手臂被固定在床侧的黑色臂板上，以十字架的姿势躺在床上。一个护士将静脉注射导管插入他的双臂，导管的管子通过轮床后墙上的洞，进入相邻的化学室。
6点10分的时候，监狱长走进行刑室，询问George是否有遗言。与Lynda不同，他说了一大长串话。
他对着其中站着Roger警官家人的观察室方向说，“每一个参与决定我今天命运的人，都是杀人犯。”然后他转向另一间站着自己家人的方向，深情地与家人告别。
6点15分，隔壁化学室的医生将一针混合药物注射到导管中，药物开始通过静脉注射流入George的身体。
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，他的目光一直投向家人所在的观察室，然后他喘息了三四声，终于把头仰靠在头枕上，最后终于闭上了眼睛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这个案子最引人注目的点，不是受害人是一名无辜的警察，也不是两位被告的政治观点，而是“最后一名坐上电椅的女人”。
如果有人看过“Green Mile”，会对坐电椅这种死刑方式有最直观的认知，在对照Lynda的死时，我才意识到那部电影在这个情节上，拍摄得的确相当真实。
目睹一个人的死亡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许多受害人家属在旁观死刑后，都保持了沉默。
首先为什么会从绞刑改为电椅？因为绞刑令人死得不痛快。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，绞刑如果操作不当，犯人会经历漫长痛苦的死亡过程。
有人讨论过，电椅的死亡方式是用电流通过大脑，杀死大脑的细胞，“把脑子烤熟烧焦”。但这个被烧焦的过程，是不是又快又无痛，没有人知道。
旁观执刑过程的记者写道：一股可怕的味道开始弥漫在行刑室中，可以看到头部电极下和周围的头发一级周围的肌肉开始冒出火花，肉和骨头变得焦黑，发出一股恶臭。
这个William做了什么以至于受到这样的惩罚呢？他用斧子活活砍死了自己的女友。
一个比较出名的失败案例是个名叫Willie Francis的犯人，他才16岁，因为谋杀了自己的雇主被判死刑，但其实他是否真正的凶手，一直也存在争议。然而在执刑的时候，他尖叫起来，一直无法死去。
后来发现是因为设置电椅的狱警因为醉酒失误，所以他的确遭受了痛苦的电击，却不足以死亡。
就阿拉巴马州来说，最有名的一个电椅失败案例是John Evans，他在两个月之间持枪抢劫30多次，还犯下了9起绑架案，当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面，杀死了他们的爸爸。
神奇的是，他在庭审中表示，自己对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后悔，如果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再杀人。而如果陪审团不判处他死刑的话，那他一定会逃跑，然后一个个的干掉陪审员。
然而，在整整两分钟的电击后，在白烟和焦臭弥漫了整个房间后，两位医生却发现他并没有死。
他的律师立刻打电话给州长，请求当场豁免，然而请求被拒绝。他被第三次电击。这次终于是死了。
在Evens死前，他曾经接受了一次采访，记者写了一篇名叫“Dead Wrong”的报道，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，这个故事面向的读者是未成年的孩子们。Evans在采访的最后告诉孩子们，不要做错误的选择，不要像他一样，最终在电椅上结束自己的一生。
Lynda和George的罪行是否够得上死刑，甚至到坐电椅这样的程度，我想根据年代不同，评判标准也会不一样。
即使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，为了反抗“非法逮捕”，就拿出枪来射击对方，尤其是Lynda，在对方背对自己的情况下，一言不发就开枪射击，这无论如何对别人的生命是没有尊重的。
所以在不在乎别人死活的同时，却希望别人来尊重自己的生命，这就令人非常难评。
每个人的信仰都值得被尊重，但这样一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和独立。更加不存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。
她说她的姐姐正好赶上60-70年代的时候上大学。大学里一个宿舍决定要捍卫自己作为“主权公民的权利，他们宣布自己脱离了学校和美利坚合众国，成为一个独立的，拥有国王和王后的君主制国家。
这个小国家在校园的一块草坪上建国，他们除了反战外，主要是在一起聚会喝酒。
这场革命持续了大概一周，上了报纸，最后市长来到校园会见他们的国王和王后。
市长平静地向国王和王后解释说，他支持他们抗议的合法权利，但如果他们决定要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的话，他就不能再向他们提供电力或者生活用水这些政府资源。
国王，王后和其他革命者们思考了几分钟后，要求重新加入美利坚合众国，市长点头表示赞许，亲切地欢迎他们回到联邦。
虽然Lynda与George一起经历了杀死Roger警探的过程，两人最后都接受了死刑，但是他们获得的关注截然不同。
当然，我认为她的名声更响亮的原因有多重因素，首先她是个女文青，她写了很多回忆文章，坐牢期间也不断与外界交流沟通，发布观点。其次，因为她是个女人，人们对女囚犯会情不自禁地另眼相看。
我曾经写过一篇“疯狂的美德莲”，虽然我不是非常认同她的理念，但是写到最后，我也忍不住对她肃然起敬。
两人中关于George的报道和描述比较少，很多都是源于Lynda自己的记录。但是观察两人的背景和经历就会发现，Lynda仿佛相对更加“纯粹”。
他们在逃亡到阿拉巴马的期间，她之所以要打那个电话，就是在联系朋友，想找人把她手里的银币换成钱。
如果一个人得到东西都来得容易，那么放弃起来也是会相对容易很多的。财富，感情，生命。
对他来说，案情本来清清楚楚，那两人晚上入室捅了人，就这么简单，不知道怎么自己忽然就变成了外星人。
其实我猜想Lynda想说的，是他是个非法移民或者居民，但又因为她压根不承认整个政府结构，就用了alien这个词。
而我之所以对这位遭受无妄之灾的法官心有戚戚，是因为前几天我忽然收到这么个留言。
首先我完全不能理解，为何会有人那么在意我的性别。你管我是男的女的呢？这个公号有三百多篇更新，所以我写的文章，表达的观点，我是否个有趣的人，是不是个正直的人，甚至是不是个正常的人，都没有我的性别重要吗？
“马丁叔叔火星”是我最早使用的笔名，源于非常早远的一个连续剧，早到它甚至是黑白的。这个连续剧名叫“火星叔叔马丁”，但是很多人，包括我，经常会嘴瓢说成“马丁叔叔火星”。
这个马丁来自火星，交流的时候，会从脑袋顶冒出两根天线，就像那个时代旧款的电视机一样。我觉得非常酷，非常好玩，就这么简单。
所以这一个名字根本与男女无关，我从来就没试图过掩饰自己的性别，也不理解作为写公号的人，性别为什么重要。
真正讲女权讲独立，是抛开性别来讲的。做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比强调自己是女人重要多了，而不是随便听到一个什么观点，就拿来迎合自己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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